重温“最伟大的抢救”
在深圳龙华区白石龙村，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小巷深处，一座白墙灰瓦的朴实院落静静伫立，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里便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83年前，一场“营救奇迹”震惊中外：超过800名文化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在党的领导下突破日军封锁，从香港转移至安全地带，守护了民族文化的“火种”。而如今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便是这场昔日大营救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所在地。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走入纪念馆，重温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感受抗战时期的风云激荡，体悟革命先辈伟大的战斗精神。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踏入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庄重肃穆的文化名人石像雕塑群。
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大批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滞留香港，处境危急。为保护这批文化精英，中共中央南方局当机立断，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营救行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受命执行任务。在日军严密封锁下，游击队员和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水、陆秘密交通线，分批转移文化名人至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11月，这场行动共营救出800余人。
白石龙村，这个不起眼的客家村落，成为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关键中转站。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朱赤说，当年文化名人大营救的路线从被困的香港，走元朗罗湖线，经青山道口、九华径、荃湾，进入大帽山区，再经落马洲，渡过深圳河，然后翻过梅林坳，到达游击队根据地宝安白石龙村。当这些文化名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白石龙村时，尽管仍然有危险，但是因为已经处于游击队根据地，所以基本上已经较为安全了。因此，当年的白石龙村在这些文化名人眼中，成了“希望”的代名词。
茅盾先生曾将这场营救工作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被营救出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翘楚。
八十多年过去，烽火硝烟中流离转徙的时光早已远去，但由此挽救下来的中华“文脉”，仍然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纪念馆“活化”红色历史
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段历史的“生动教科书”，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物展品，通过多种艺术制作、多媒体、高科技、信息化手段，立体地呈现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这个重大历史事件。
2005年9月2日，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在白石龙落成并开馆。2017年，纪念馆启动为期一年多的升级改造，将大量声光电前沿科技，如立体多媒体电子沙盘、弧形影院、动态图文影像触控系统等运用到馆中，打破了传统纪念馆展陈“严肃、冷漠、沉闷”的印象，为观众带来强烈的“沉浸感”。
踏入纪念馆内，迎接访客的是一名特殊的“讲解员”——智能讲解机器人。它穿梭于展厅，以详实的史料为访客们徐徐铺开大营救的来龙去脉：从香港沦陷的紧迫局势，到游击队“海陆空”协同作战；从茅盾、邹韬奋等文化名人的惊险转移，到村民冒死支援的鱼水深情……科技与历史的交融，让沉寂不语的文物“活”起来，大家仿佛置身1942年的“秘密战线”，触摸先辈们的勇气与信念。
跟随机器人指引，步入“决策厅”，穿行“突围走廊”。泛黄的转移路线图、磨损的竹筏模型、文化名人手稿一一陈列，这些“无声见证者”，默默诉说营救的艰险：游击队员乔装商贩，穿越封锁线时，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村民们星夜赶制“救命筏”，竹屑纷飞，汗水滴落；文化名人困在山洞，仍以笔为刃坚持创作……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如今，纪念馆成为深圳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也是市民铭记历史、认识深圳的“活”课本。
据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正实施“文脉赓续”工程，修缮复原文化名人大营救遗址，广泛收集整理革命斗争史料、口述资料和烈士遗物，开展数字化改造，触发更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此外，还加强与文化名人后代的联络，收集整理文化名人著作，形成白石龙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汇编。
文物故事
何香凝海上漂流赋诗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到了日军的手里，并将香港改名为香岛，开启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占领期。与此同时，日军下令在香港大规模逮捕文化界人士和抗日民主人士，甚至发出布告称：“抗日分子在限期内前往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积极参与抗日，被日军列入“黑名单”。
1942年1月4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交通员谢逸超接到了抢救香港著名民主文化人士的特殊任务，专门护送何香凝婆媳及柳亚子父女从海路乘船到其家乡海丰县隐蔽，伺机转往西南大后方。当年1月15日，地下党组织派港九大队短枪队护送何香凝等到西贡下船。这艘机船由于被日军拆除了机器，只能依靠两张布帆借风力行驶，在海面上漂荡了7天7夜。
正当船上淡水和粮食告罄之际，船主下船到岸上去取淡水，在途中碰到了东江游击队。游击队负责人给何香凝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并送来了路上的食粮、装足了淡水，何香凝一众人等方才摆脱险境，扬帆驰向海丰。到达大鹏湾海面时，突遇海贼劫掠，危难之际谢逸超挺身而出，与之周旋后方得脱难。
对这次绝处逢生，何香凝感慨万端，遂赋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其直抒心意、视死如归的精神跃然纸上，亦成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段传奇历史的重要注脚。
潘静安的遗嘱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旋即爆发。
得到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意识到香港危在旦夕。当天，周恩来紧急致电在香港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廖承志，指示其想尽一切办法将困留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抢救出来。
接到电报，廖承志立即与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取得联系，携手合作，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香港大营救”。
然而，由于廖承志身份特殊，日军已经下达了通缉令，对其全城搜捕。中共中央于是安排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秘书潘静安主持后续营救工作。当时潘静安年仅22岁，但从小在香港长大，对香港人情地貌极为熟悉。他深知营救任务艰难，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在前往长洲岛打探消息前，他将还未转移的文化人士名单封存好，交给营救工作的另一负责人刘少文，并留下遗嘱，郑重告诉后者，“如果我三天后回不来，就可能牺牲了，到时请你把装有营救名单的信封撕开交给黄施民”。
经过千方百计寻找，散居各地躲避日军搜捕的文化人士被潘静安、黄施民等人一一找到。随后，潘静安经过实地考察，设计出了多条安全出走的线路，并护送文化人士躲过日军巡逻，登上离开香港的小艇。
潘静安带着大家穿街走巷避开日军的岗哨和巡逻队，平安抵达码头。任务完成后，周恩来亲自致电潘静安，向他以及所有参加营救行动的战友提出表扬，称赞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文化事业立下了大功。
南方日报记者 吴永奎 通讯员 何飞彪 本栏为受访者供图